作為辛亥革命的元老,于右任給我們首先留下了兩方面的印象:第一,他生于清末,投身革命,雖少時讀經(jīng)史詩文,但從總體上看應該比吳昌碩、沈曾植、康有為等人低一輩,當然也絕然有別于遺老們的年齡階層與學問階層。1903年他25歲時中...[繼續(xù)閱讀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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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辛亥革命的元老,于右任給我們首先留下了兩方面的印象:第一,他生于清末,投身革命,雖少時讀經(jīng)史詩文,但從總體上看應該比吳昌碩、沈曾植、康有為等人低一輩,當然也絕然有別于遺老們的年齡階層與學問階層。1903年他25歲時中...[繼續(xù)閱讀]
1932年,于右任在上海發(fā)起組織了“標準草書社”。選擇草書標準化作為書法開拓的契機,應該被看做是民初以來時風使然。如本書導論中提及:在當時強調文字改革、文字拉丁化的激進思潮,到了20世紀30年代并未有完全消歇,相反地倒大...[繼續(xù)閱讀]
如前所述,“標準草書”的目標實在微不足道,但它的方法論價值卻顯而易見。我們從“標準草書”運動中看到了一種嶄新的活動模式——既不同于古代文人雅集品茗論藝的方式,也不同于吳昌碩一代以展覽先行并廣收門弟子的方式。...[繼續(xù)閱讀]
在書法活動的資歷方面,沈尹默無疑是后起者。至少,當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以白話詩馳騁文壇時,他對書法不甚了了。當北大校長、成為文化名人的風云際會并沒有給他帶來書法上的便利。自幼秉承家訓、刻意歐趙的結果,是換來...[繼續(xù)閱讀]
從沈尹默于1932年舉辦個人書展,到1943年他寫出第一篇書論《執(zhí)筆五字法》,他可以說是經(jīng)歷了一個從一般文化人到專職書法家的轉變歷程。在他本人完成這種蛻變之時,他的周圍已經(jīng)聚集起一大批人才,如喬大壯、汪東、曾履川、章士...[繼續(xù)閱讀]
完全可以想象,當沈尹默從重慶返回上海時,聚集在他周圍的書家(包括他自己)并沒有很強的使命感。他們想得更多的是吟詩作賦,書法還是余技而已——這雖然是個不太理想的觀念起點,但卻是比純實用觀念高一層次的起點。有如文字...[繼續(xù)閱讀]
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,經(jīng)過洗禮的中國學術界百廢待興。隨著時代的推移,一批既有古典學問,又具有新思想的學問家涌現(xiàn)于時。我們在這一代學者中看到兩種類型,一種如章太炎,既是國學大師又決絕反對帝制,前者表明他的深厚文化根...[繼續(xù)閱讀]
學者書家中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:一是研究金石考據(jù)古文字學的舊學型;二是研究詩詞文學之類的文學型;三是從事于出版、編輯、教育事業(yè)的社會型。三種類型各有不同,所反映出的書風特征也不同,但與書法家(鬻書者)的單一形象都有...[繼續(xù)閱讀]
我們在此處提出五種嘗試模式,它們分別以五位書家作為代表。檢討一下這五位書家何以都追求個性化風格形式,而他們又因為不同遭際、不同出身、不同性格、不同興趣或專攻,種種區(qū)別,找到了各自相異的發(fā)展軌道,我想應該是很有意...[繼續(xù)閱讀]
五種不同的啟示模式已如上述。在敘述過程中,我們也發(fā)現(xiàn)了一些有趣的研討內容,它對于理解民國時期書法“創(chuàng)新”——個性化嘗試有著直接的意義。首先,從齊白石的性格型到李叔同的哲學思考型再到徐生翁的心態(tài)型,我們看到了一...[繼續(xù)閱讀]